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在笔者2000年回国之前，当时师弟师妹们都在热衷地学习阿吉翁和豪伊特教授合著的内生增长理论教材。当时的经济背景主要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崩盘，全球经济增长也出现较长时间的疲软，世界经济的繁荣如何再起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话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让世界意识到，除了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外部重要性，也要重视教育、金融、知识传播和激励机制等无形资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所带来的颠覆性转变，这就是内生增长理论的魅力所在。
今天，我们依然处在可能比上个世纪90年代更为严重的结构失衡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现在世界经济面临的增长低迷不是来自于经济周期的波动，所以关税举措等措施反而抑制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虽然“创造性破坏”的内生增长驱动要素有时存在双刃剑问题，但是只要处理好这种两面性，营造出内生经济增长软实力的驱动力，那么，这种“破旧”释放出的被占有的宝贵资源，和资源配置低效率模式的退出所带来的“立新”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其负的外部性，这可能就是当下解决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当务之急所需要建立起来的一种正确理念和行动方案。另外，这次他们的获奖对于中国而言存在一种特殊意义，那就是他们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的增长，通过密切与中国相关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去努力探索他们的研究框架中对中国发展有建设意义的元素。
内生增长理论具有时代意义
我们可以从三位的研究问题和视角来感受他们研究成果的时代意义。
首先是美国学者乔尔·莫基尔，他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观察知识与制度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尤其是对技术变迁、工业革命起源的因素考证）。他的研究提出“知识解释”工业革命：强调英国工业革命源于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变革，尤其是实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积累、编纂与扩散，而不仅是资本积累或制度单一因素。他的研究成果还释放出这样的主张：欧洲当时观念、文化、学术共同体（如学会、工匠网络）这样的启蒙运动与包容性文化塑造了求真、实验和实用主义的知识生态。他的研究方法也表明，研究社会问题不能仅为了聚焦问题求得数理上的认证而牺牲现实多个因素交错的内生动力。他是将经济史与思想史、科学史结合在一起，强调非计量证据与“制度—文化”机制；这种研究方式对产业组织、创新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生重要的跨学科影响。
再来介绍一下菲利普·阿吉翁的研究成果。他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熊彼特式内生增长模型”：以“创造性破坏”为引擎，质量爬升式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旧技术被新技术淘汰。把创新激励、市场结构与增长内生化，强调垄断租与竞争的双重作用。这就是他发现的倒U型关系（即“竞争促进创新”一个最优的度的把握问题）：适度竞争提高“逃逸竞争”式创新激励，但过强竞争削弱租的回收、过弱竞争削弱追赶动机，都会形成创新激励的扭曲效应。今天我们重视“反内卷”和提高开放度、发挥“鲶鱼效应”的创新激励都是这种智慧的体现。
为此，如何能够创造一个包括创新驱动要素在内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就需要重视制度与增长之间内生互动关系：即要重视产权、金融发展、教育、人力资本、国家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补性；具体要反映在与之配套的“适配性增长政策”（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中。当然内生增长存在的负外部性在于它会带来不平等再分配的收入效应：即创新驱动的增长会带来“破坏性”（传统产业被替代）——机会和收入向先发优势的创新行业倾斜，由此会带来一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如果能够通过教育、社会保障与竞争政策的及时构建，那么这种暂时性的不平等现象就可能被包容性增长所化解。
阿吉翁的学术价值就是把熊彼特的观点严格建模并与实证体系对接，这套方法和理论体系已经成为现代增长理论与产业组织—创新交叉领域的主流框架。彼得·豪伊特与阿吉翁教授共同奠基熊彼特式增长框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将金融摩擦、市场结构、错配的市场摩擦导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以此进一步探讨信贷约束、知识扩散、制度质量对创新的影响。他和阿吉翁教授合著的内生增长理论这本教科书（译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一代研究者的建模训练影响深远。
总之，他们三人都聚焦共同的主题：把“创新—知识”视为长期增长的核心引擎，但视角不同。这次诺奖颁给他们三人很大原因是在于他们研究成果的互补性：莫基尔教授提供“深根”（观念、文化、社群与制度演化），而阿吉翁教授和豪伊特教授提供“机制”（竞争、知识产权、研发激励、创造性破坏）。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就有助于设计既重视激励也重视知识扩散与开放科学文化的创新政策。
诺奖评选更加重视实践意义
今年诺奖评委在大量候选人中选择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三位代表者，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三人研究成果带来的现实意义的重视。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
首先，创新驱动与生产率放缓的对症框架。众所周知，当今多数发达经济体经历生产率增长放缓。阿吉翁教授和豪伊特教授的熊彼特式增长框架把“创新速度、进入/退出、竞争强度、知识产权与人力资本”与长期生产率直接挂钩，为决策者（尤其是想靠高关税政策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而效果却恰恰相反的决策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药方（竞争政策、IP校准、研发补贴、教育结构）。另外，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推动绿色转型与方向性技术变革的增长要素至关重要。阿吉翁教授等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强调“价格信号+研发支持”可将创新从“脏技术”转向“清洁技术”，在碳中和目标与产业政策回潮的大背景下，具有高度现实性。
其次，把握好地缘政治与知识生态的韧性关系。在这个方面莫基尔教授关于“有用知识”生产—扩散体系、启蒙式开放科学文化与学术共同体的长期作用，为应对知识碎片化与科技国际竞争的挑战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镜鉴——开放交流、标准化与职业共同体是持续创新的关键公共品。
第三，包容性增长与结构性转型的必要性。阿吉翁教授等关于“竞争—创新—不平等”的分析提示配套的教育、社保与劳动力再培训是将创新红利转化为广泛福祉的必要条件。当然，至于他们的观点是否具有超越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普遍性特征，确实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论证。
诺奖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建言
这三位学者都和中国学者有着密切的交流经历。比如莫基尔教授曾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在2015年他曾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旨在促进统计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合作。又如2019年他应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汇丰经济讲堂邀请，做了主题为“The Enlightened Economy”的讲座。
同样，阿吉翁教授也和中国学术界有很深的交流关系。其中最正式、最核心的在华学术职位就是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杰出访问教授”。他还多次访问北大发展研究院和上海交大高金学院。而豪伊特教授则是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教授的邀请来进行学术交流的。虽然他性格内向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他却坦诚地在中国记者面前谈了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
根据笔者的归纳，他们主要在三个方向给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建言：一是提升竞争与创新激励；二是因地制宜的“前沿—追赶”政策组合；三是通过方向性政策推动绿色与高质量增长。具体如下：
一是强竞争但不过度垄断，提升创新激励。他们建议的内涵是，在关键行业降低进入壁垒，强化并购审查与反垄断执法，避免“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同时保持适度知识产权激励，避免“专利丛林”。在预期效果上，要提高“逃逸竞争型”研发，促进市场份额向高生产率企业重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前沿距离与政策适配。他们建议的内涵是，靠近技术前沿的行业（如通信设备、动力电池、AI应用）应更强调竞争与原创研发；远离前沿或追赶型行业应注重吸收能力、技术引进与标准化推广。对中国而言，东部沿海地区与头部城市群（深圳、苏州、合肥等）更适合强化竞争与基础研究资助；中西部和传统制造带则应重在职业教育、工艺改良与扩散机制。
三是方向性技术变革与绿色转型。他们建议的内涵是，通过碳价/排放标准、绿色信贷与政府采购，推动研发从“高排放老路径”转向“清洁技术”，抓住新赛道的先发优势。对中国而言，应在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储能与电力电子领域，将“标准+碳价+补贴”协同，持续把专利与人才流向清洁路线。
四是知识生态与开放科学文化。他们建议的内涵是，建设工程师共同体、行业学会、标准化与可复现的技术手册体系，推动“有用知识”快速编码与扩散；鼓励开放、同行评议与跨学科协作文化。对中国而言，应考虑在先进制造与工艺改良（如高端数控、材料与工艺参数优化）中，建立跨企业的知识库、手册与试验标准，缩短从实验室到产线的迭代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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